新史学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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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 （New history） 一指20世纪初开始萌动、50—60年代空前发展的旨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史学新潮流，一指近一二十年来这种“新史学”的更新变化。反对兰克学派的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首倡于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如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但真正从史学实践上倡导新史学的，有法国学者西米昂、亨利·贝尔、乔治·勒费弗尔，美国学者鲁宾逊、比尔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史学的功能等。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但是近10余年来，靠打破兰克教条而发展起来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正面临成为新教条的危险。一些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改弦更张，于是便出现了“新叙述史”：“历史学的主体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环境中的人；历史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感情；对历史学发生影响的学科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历史研究的对象从群体转向个体；解释历史变化的方式从直线式的单因素因果关系转向互为联系的多重因果关系；方法上是从群体计量化转向个体抽样；史料的组织上是从分析转向描述；而历史学的性质和功能则从科学性转向了文学性。”（劳伦斯·斯通，“叙述史的复兴”，转引自《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第33～34页）由此来改变那种由于数字分析而造成的枯燥历史以及只注重远大结构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的教条历史，这是一种“新的”旧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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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的年鉴学派与新史学

19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以国家干预为特征的历史学派，这个学派与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相抗衡。在德国经济学界占主导地位长达80年左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新旧历史学派：旧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至60年代德国经济学的流派；从70年代开始，历史学派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被称为新历史学派。19世纪初，德国还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国家，3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同英、法相比，差距还很大。40年代，德国产生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历史学派。这个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当本民族处于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不甘落后，通过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工业．与强势力进行抗争，但此学派否认经济规律的普遍意义。 制度学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美国产生，到30年代，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这个学派分为早期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早期制度学派是从历史学派的一些观点演变而来的。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其经济思想开始在欧美流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美国早期制度学派逐渐趋于衰落。新制度学派是早期制度学派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二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20世纪40至60年代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新制度经济学为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它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的传统，并在制度研究方面有新的发展。所以，这套理论和主张被称为“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的区别，只是时代的差别。早期制度学派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根据当时比较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研究企业的权力结构来为垄断资本服务。新制度学派则是处在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出现了混合经济，他们根据新的情况，着重研究社会的权力结构，更加强调国家调节经济，突出科学技术革命，提出更加具体的措施来为垄断资本服务。

中国的历史学界有哪些著名的流派

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该条）。1929年《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创刊，就象其名字所表明的那样，不仅是年鉴学派诞生的标志，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它表明新史学反对那种狭隘的外交政治史，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布洛赫把《年鉴》的名字加上“社会”，正是因为这个词能包括历史的整体，“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

年鉴派第一代学者关于地理历史学、封建社会史的研究，第二代学者如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研究，第三代学者如拉迪里的《蒙达犹》等，都是总体史的代表作。 在此前提下，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这就是说它是一门科学，又是特殊的科学。这就决定了它在认识论上既承认历史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却又尽量避免意识形态甚至历史哲学的干扰，它极力反对汤因比式的宏观史学，而主张从第一手材料出发的扎实研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

还需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概括（比如探索规律），强调阶级、人民群众、经济因素等等思想日益给予历史研究以影响，亦构成了新史学的组成部分。 在西方新史学的形成过程中，除了法国以外，美国的新史学潮流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其倡导人是鲁滨逊（James Haryey Robinson,1863——1936年）。鲁滨逊曾在德国弗赖堡大学留学，接受传统史学的训练，但同时深受当时欧洲史界对传统史学批判的影响；回国后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逐渐形成了以鲁滨逊为核心的新史学一派，他的史学观点集中见于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1]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2]

鲁滨逊十分强调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3]。

鲁滨逊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要具有广博的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隔离开。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逊写道；“假使把历史学的新同盟军好好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4]鲁滨逊一生培养了许多门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关国史学界很有地位。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由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新史学派

以梁启超1902年《新史学》发表后为根源。

2、古史辨派（疑古派）

代表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童书业、吕思勉等学者。怀疑古书记载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代表层层积累的古史

3、南高派（信古派）

古史辨派（疑古派）缪的相信古代文献记载史实的一批学人。以柳诒徵、 缪凤林、郑鹤声等为代表，活动中心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史地学报》为中心。

4、食货派

诞生于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之中，以《食货》杂志为核心，较早开展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5、史料学派

6、战国策派，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他们以德国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为学说基础。

7、马克思主义史学

8、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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